1936年4月6日
毛澤東和彭德懷復電王以哲并轉張學良。電報說:敝方代表周恩來偕李克農依約于八日赴膚施(即延安)與張學良會商救國大計。雙方會談之問題,敝方擬定為:(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軍隊不分紅白一致抗日救國問題。(二)全國紅軍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本帝國主義邁進問題。(三)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具體步驟及其政綱問題。(四)聯合蘇聯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問題。(五)貴我雙方訂立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初步協定問題。九日夜,周恩來與張學良在膚施教堂內舉行會談,就上述五項問題達成初步共識。張學良提出希望爭取與蔣介石合作抗日,周恩來表示愿將這一意見帶回去慎重研究。
1982年4月6日
鄧小平在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時,闡述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政策。指出:香港的主權是中國的。如果中國一九九七年那時不把香港收回來,我們這些人誰也交不了賬。新界的租借,香港島、九龍半島的割讓,是過去不平等條約定的,現在實際上是廢除條約的問題。
2010年4月6日
胡錦濤在全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中,總結了這次學習實踐活動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提供的重要啟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基礎在于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廣大黨員、干部頭腦,目的在于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關鍵在于提高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領導科學發展能力,根本在于發揮人民主體作用,動力在于創新體制機制。
1944年4月7日、8日
任弼時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題為《去年邊區財經工作的估計與今年邊區金融貿易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的演講,主要講四個問題。
關于邊區經濟發展現階段的特點,演講指出:邊區已逐漸脫離對外的依賴性而過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在私有制基礎上逐漸由分散的個體經濟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為一種比較有計劃有組織的經濟。這種嶄新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并不消滅私有,只是限制剝削,獎勵勞動;勞動增產的成果,仍歸個人所有,使私人經濟更合理地發展,因此我們能用開展勞動競賽的辦法,充分發揚勞動者的生產熱情和社會經濟的活力。
關于金融貿易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演講指出:對于當前財政金融的波動問題,我們除了調整政策,理順關系外,最中心的緊迫任務,就是更進一步地努力生產,這是保障內外貿易平衡,穩定金融,提高邊幣信譽,穩固財政的物質基礎。經濟戰線的斗爭是復雜的,猶如指揮作戰一樣,如果不能正確地判斷情況,靈活運用政策,就可能遭受失敗。財經工作的復雜性,還表現在每項有關經濟的措施和政策的決定,都要直接影響到廣大人民生活的安定與否和政府財政的收入;經濟上的措施一旦弄錯,就可以很迅速地招致極大的危害和損失,因此,在邊區黨的面前提出學會經商、搞好貿易的任務。須知商業貿易是有數千年的發展史,積累有非常豐富而復雜的學問,絕非一個門外漢所能立即精通的。
關于全面認識經濟建設的重要性問題,他在演講中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為著建設。為了使人民能夠過著真正文明的物質和精神的生活,而一切只能夠破壞而不善于建設的政黨,都是不能夠獲得最后成功而必然要失敗的。我們共產黨人如果只曉得用戰爭和暴力來推翻舊的制度和統治,而不善于建設新的豐衣足食的幸??鞓返纳鐣?,那我們也是不會勝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敗的。各根據地黨委要下決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夠掌握政策而黨性又好的負責干部,讓他們參加貿易、金融、財政機關的工作,這不僅是為著解決目前的問題,還要使他們專門向貿易、金融、財政和管理企業方面去發展,培養成為我們建國的專門人才。這是在我們全黨面前已經被提出來的嚴重任務。
此前,毛澤東于四月三日對任弼時的這篇演講稿作了修改。在演講稿“新社會制度的建立,就是為著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的,它是為著經濟發展的,而且只有經濟發展了才使新的社會制度獲得鞏固的基礎”一句之后,加寫:并且還因為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一方面為著革命與戰爭事業的物質供給上的需要,一方面為著人民的需要,都必須從事經濟建設的工作,不應該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敵人打平后,才去進行建設工作。加以中國地方的廣大,要使全國人民都信服我們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確性而擁護我們,而參加革命奮斗,需要我們拿建設榜樣給他們看,才能作得到。在演講稿“在這次高干會以后,應當是可以引起全黨來在思想上認識貿易、金融、財政工作的重要”一句之后,加寫:認識貿易、金融、財政是組織全部經濟生活的重要環節,離了它們,或對它們采取了錯誤方針,全部經濟生活就會停滯,或受到障礙。這篇演講收入《任弼時選集》。
1955年4月7日
劉少奇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張難先復信,強調監督的重要性。信中指出:好的干部如果沒有經常的監督可能變壞,因此對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都應實行監督。除了廣大人民的監督以外,還必須加強各級監察機關和檢察機關,認真實行國家的監督。這封信收入《劉少奇選集》下卷。
1957年4月7日
劉少奇在聽取廣東省副省長魏今非等匯報商業、稅收工作時,談話指出:自由市場對我們有利,可以暴露我們的缺點,補充國營商業的不足,方便人民。社會主義搞計劃只能搞大的項目,凡我們計劃不到的,自由市場就可以鉆空子,這可以使我們發現問題,逐漸把計劃工作做得周到一些。自由市場開放,可以使經濟生活組織得更好一些,計劃經濟更完善,有多樣性。稅收不是簡單收幾個錢的問題,首先是考慮生產,其次是調節人民生活。要由有眼光的人去研究,必須多方面考慮,片面性會出毛病。本月二十七日,他在上海市委召開的黨員干部大會上發表講話,進一步談到自由市場問題。講話指出:要使社會主義經濟既有計劃性,又有多樣性,又有靈活性,就要利用自由市場。一方面自由市場可以補充當前我們社會主義經濟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幫助我們在經濟上搞多樣性和靈活性。講話還強調:增加地方和企業的自治權,增加個人經濟活動的自由,這也是個體制問題。地方、企業以及個人必須有一定范圍的經濟活動的自由,沒有這個自由,社會主義經濟就不可能有多樣性和靈活性。二十七日的講話收入《劉少奇選集》下卷。
1990年4月7日
鄧小平會見泰國正大集團董事長謝國民時提出,中國只有搞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才能穩定和發展。他指出:我們集中力量搞四個現代化,著眼于振興中華民族。沒有四個現代化,中國在世界上就沒有應有的地位。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決大家的困難,才能避免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如果中國只有一千萬人富裕了,十億多人還是貧困的,那怎么能解決穩定問題?我們是允許存在差別的。像過去那樣搞平均主義,也發展不了經濟。但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須搞共同富裕。我們要的是共同富裕,這樣社會就穩定了。社會穩定,才能發展經濟?,F在,沿海地區先發展起來了,發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內地的發展,否則社會穩定不了。中國情況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來了,還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億多人仍處于貧困之中,也不會有穩定。中國搞資本主義行不通,只有搞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社會才能穩定,才能發展。社會主義的一個含義就是共同富裕。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相互依存的。沒有四個堅持,就沒有穩定,改革開放也是空的。搞社會主義,也允許各種形式的所有制存在。這篇談話的一部分以《振興中華民族》為題,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2013年4月7日
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開幕式上強調,共同發展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我們應該牢固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順應時代潮流,把握正確方向,堅持同舟共濟,推動亞洲和世界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
他指出,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我們應該牢固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推動亞洲和世界共同發展。第一,勇于變革創新,為促進共同發展提供不竭動力。世間萬物,變動不居。要摒棄不合時宜的舊觀念,沖破制約發展的舊框框,加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力度,更加注重改善民生,穩步推進國際經濟金融體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機制。亞洲要勇作時代的弄潮兒。第二,同心維護和平,為促進共同發展提供安全保障。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猶如空氣和陽光,受益而不覺,失之則難存。沒有和平,發展就無從談起。國家無論大小、強弱、貧富,都應該做和平的維護者和促進者,不能這邊搭臺、那邊拆臺,而應該相互補臺、好戲連臺。國際社會應該倡導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們的地球村成為共謀發展的大舞臺,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競技場,更不能為一己之私把一個地區乃至世界搞亂。第三,著力推進合作,為促進共同發展提供有效途徑。“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各國要互通有無,優勢互補,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自身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要加強南南合作和南北對話,推動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平衡發展。第四,堅持開放包容,為促進共同發展提供廣闊空間。應該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把世界多樣性和各國差異性轉化為發展活力和動力。要秉持開放精神,推進區域合作。亞洲合作是開放的,亞洲應該歡迎域外國家為本地區穩定和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同時,域外國家也應該尊重亞洲多樣性特點和已經形成的合作傳統,形成亞洲發展同其他地區發展良性互動、齊頭并進的良好態勢。
1948年4月8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洛陽前線指揮部電。電報指出:關于城市政策,應注意下列各點。(一)極謹慎地清理國民黨統治機構,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動分子,不要牽連太廣。(二)對于官僚資本要有明確界限,不要將國民黨人經營的工商業都叫作官僚資本而加以沒收。對于那些查明確實是由國民黨中央政府、省政府、縣市政府經營的,即完全官辦的工商業,應該確定歸民主政府接管營業的原則。對于小官僚和地主所辦的工商業,則不在沒收之列。一切民族資產階級經營的企業,嚴禁侵犯。(三)禁止農民團體進城捉拿和斗爭地主。(四)入城之初,不要輕易提出增加工資減少工時的口號。在戰爭時期,能夠繼續生產,能夠不減工時,維持原有工資水平,就是好事。將來是否酌量減少工時增加工資,要依據經濟情況即企業是否向上發展來決定。(五)不要忙于組織城市人民進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爭。要等市政管理有了頭緒,人心已經安定,經過周密調查,弄清情況和籌有妥善解決辦法的時候,才可以按情況酌量處理。(六)大城市目前的中心問題是糧食和燃料問題,必須有計劃地加以處理。城市一經由我們管理,就必須有計劃地逐步解決貧民的生活問題。(七)國民黨員和三青團員,必須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記。(八)一切作長期打算。嚴禁破壞任何公私生產資料和浪費生活資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節約。(九)市委書記和市長必須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擔任。市委書記和市長應該對所屬一切工作人員加以訓練,講明各項城市政策和策略。城市已經屬于人民,一切應該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負責管理的精神為出發點。如果應用對待國民黨管理的城市的政策和策略,來對待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這封電報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1949年4月8日
毛澤東復電李宗仁。電報指出:貴方既然同意以八項條件為談判基礎,則根據此八項原則以求具體實現,自不難獲得正確之解決。戰犯問題,亦是如此??傄允欠裼欣谥袊嗣窠夥攀聵I之推進,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為標準,在此標準下,我們準備采取寬大的政策。為著中國人民的解放和中華民族的獨立,為著早日結束戰爭,恢復和平,以利在全國范圍內開始生產建設的偉大工作,使國家和人民穩步地進入富強康樂之境,貴我雙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協定。中國共產黨甚愿與國內一切愛國分子攜手合作,為此項偉大目標而奮斗。
1957年4月8日
鄧小平在西安干部會議上作報告,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務是搞建設。關于勤儉建國問題,報告指出:我們在建設方面的指導思想,一是應該面對國家的現實。我們的國家很窮,很困難,任何時候不要忽略這個問題。我們要提倡增產節約,反對貪大貪新。二是應該面對群眾的需要?,F在有各種觀點,追求這個化那個化,連共產主義化也有了,就是缺乏群眾觀點。對于花很少的錢就可以解決群眾需要的問題,甚至有些不花錢也能解決的問題,卻注意得不夠。關于共產黨要接受監督問題,報告指出:黨要受監督,黨員要受監督。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因此,我們應該特別警惕。所謂監督,來自三個方面。第一,是黨的監督。第二,是群眾監督。第三,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監督。有了這幾個方面的監督,我們就會謹慎一些,我們的消息就會靈通一些,我們的腦子就不會僵死起來,看問題就會少一些片面性。這個報告分兩篇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一卷。
1980年4月8日
鄧小平在會見美國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總裁麥克唐納時,就三機部同道格拉斯公司的合作事宜指出:我們雙方在航空工業方面的合作,要從戰略上加以考慮,而不僅僅是做生意。會談結束后,對陪同會見外賓的三機部副部長段子俊說:民用飛機總得在國內自己生產,不能一直向外國買。
同日 他在會見馬來西亞文化代表團時說:六十年代,我們科學技術水平同國際上比有差距,但不很大,耽誤了十一二年后,這個差距就很大了。因為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是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發展的時代?,F在我們開始尋求一條好的道路來彌補過去的損失。
2018年4月8日
習近平在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時指出,國際形勢近年來有了新的發展和變化。國際上的問題林林總總,歸結起來就是要解決好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問題。我們需要不斷推進和完善全球治理,應對好這一挑戰。中國正在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這五方面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內容。我們追求的發展應該是高質量的發展,衡量標準就是以人民為中心。不論是國內治理、還是全球治理,都要以人民的獲得為目標,要不斷為民眾提供信心和穩定預期。前進的動力要在改革中尋找,要從創新中挖掘。中共十九大和剛剛結束的中國全國兩會,改革、開放、創新都是關鍵詞。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中國倡導并推進“一帶一路”,目的也是謀求各國發展戰略對接,形成共同發展勢頭,增強對美好未來的信心。
他強調,支持聯合國發揮作用,維護聯合國權威和地位,是中國外交一項基本政策。我們主張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同時也認為大國要承擔起應有的責任。多邊主義的要義是謀求各國協商和合作,首先是大國合作。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我們愿同世界分享中國的發展機遇和經驗,但絕不會將自己的道路、模式、理論強加于人。
1936年4月9日
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張聞天。電報指出:目前不應發布討蔣令,而應發布告人民書與通電。在此時機發討蔣令,策略上把我們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幟弄模糊了。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在討日令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于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在這口號之外,同時發布主張內戰的討蔣令,在今天是不適當的。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大題目下,號召全國人民、蔣系官兵一致反對蔣介石接受廣田三大原則,反對攔阻紅軍抗日與搗亂抗日后方。無疑的,日本正在企圖用反共統一戰線來擊破我們的反日統一戰線。此時,我們應緊握反日統一戰線去擊破日本反共的統一戰線。因此,我們的基本口號不是討蔣令,而是抗日令。
1938年4月9日
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第三大隊開學典禮上講話。講話指出:你們在這里學習,可以學一樣很重要的東西,就是全中國的全中華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國。這是我們學校的總的方針。具體地說,你們在這里應當學到以下幾樣東西:第一,要學到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達到及完成這種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風——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加上靈活的戰略戰術。有了這三樣東西,我們便能夠最后戰敗敵人。第二,要學做干部。單是干部不能戰勝敵人,沒有干部也不能打敗敵人。干部要把成千成萬的廣大人民變為有組織的隊伍,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沒有這廣大的有組織的隊伍是不可能的。你們要把握緊正確的政治方向,經過你們傳播這政治方向于廣大的人民,教育他們,組織他們。同時你們也要傳播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使廣大民眾都能堅定地不動搖地與任何困難奮斗。你們更要以靈活的戰略戰術教育廣大的民眾,使他們都知道而且都會打日本。組織全國人民,訓練全國人民,是要靠你們這些干部的。第三,要下定不怕任何艱苦,不怕犧牲,向前邁進的決心。你們要為中華民族的解放,為建設新中國而永不退縮,勇往直前,要堅決地為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奮斗到底。第一個決心是要犧牲升官,第二個決心是要犧牲發財,第三更要下一個犧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決心。
1947年4月9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暫時放棄延安和保衛陜甘寧邊區的通知。通知指出:國民黨采取召開偽國大、宣布國共破裂、進攻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等項步驟,絲毫不是表示國民黨統治的強有力,而是表示國民黨統治的危機業已異常深刻化。其進攻延安和陜甘寧邊區,還為著妄圖首先解決西北問題,割斷我黨右臂,并且驅逐我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出西北,然后調動兵力進攻華北,達到其各個擊破之目的。在上述情況下,中央決定:一、必須用堅決戰斗精神保衛和發展陜甘寧邊區和西北解放區,而此項目的是完全能夠實現的。二、我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必須繼續留在陜甘寧邊區。此區地形險要,群眾條件好,回旋地區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三、為著工作上的便利,以劉少奇同志為書記,組織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晉西北或其他適當地點進行中央委托之工作。這個通知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是《中共中央關于暫時放棄延安和保衛陜甘寧邊區的兩個文件》之二。
1986年4月9日
鄧小平在會見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時指出:南北問題不僅是落后國家的發展問題,實際上是整個人類的發展問題?,F在貧窮的國家太多了。如果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發展中國家永遠處于落后狀態,發達國家的進一步發展也會受到限制。因此,不解決南北問題,人類的發展將遇到困難,這將是一個全球性和長期性的問題。
1999年4月9日
江澤民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指出:我曾經講過,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沒有創新能力的民族難以屹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創新也是軍隊進步的靈魂,一支沒有創新能力的軍隊,難以立于不敗之地。軍事領域是對抗和競爭最為激烈,因而也必然是創造多于模仿、創新最為迅速的領域。“兵無常勢,水無常形。”世界上找不出兩場完全相同的戰爭,一味機械地模仿只能導致失敗。創新對奪取軍事上的主動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未來的高技術戰爭,戰局極其復雜,變化異常迅速,指揮員創造性地制定戰略戰術,靈活應變,是制勝的關鍵要素之一。我軍要實現跨越式的發展,必須大膽創新。我們培養的軍事人才,必須掌握科學的思維方法,具有強烈的創新意識,能夠敏銳地發現問題、正確地分析問題和創造性地解決問題。他說:打贏未來可能發生的高技術局部戰爭,既要依靠現代化的武器裝備,更要依靠具有現代科學文化知識和現代軍事技能、思想上政治上過得硬的高素質的軍事人才。武器裝備我們要加緊搞上去,人才培養也要加緊進行?,F在,軍隊作戰需要的知識和技術高度密集。在未來的信息化戰場上,知識將成為戰斗力的主導因素,敵我雙方的較量將更突出地表現為高素質人才的較量。努力培養和造就大批高素質的新型軍事人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十分緊迫的歷史任務。
來源: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